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背景
1977年,乔治·恩格尔(George Engel)在著名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了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作为医学中传统生物医学解释模型的替代品。这篇文章既预示了医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转变,也可以说是行为医学和心理神经免疫学新交叉领域诞生的主要助推器。
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寻求识别可能改变身体内部环境从而促进疾病进程的行为、情绪、遗传或致病因素。该模型鼓励临床医生考虑患者对疾病的态度、生活目标、情绪和行为反应、人格特征和精神障碍,以及生化和结构变化,以理解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随着模型的进一步阐明,有关压力和应对过程在影响健康与疾病平衡方面的作用的证据开始积累。从等式的另一边,研究表明疾病如何改变患者的社会和职业角色和关系,进而影响疾病的持续时间和强度。人们日益认识到病人与其保健提供者之间的双向交流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心理环境在影响病人对医疗护理和疾病康复的反应方面的重要性。
历史路径
在研究和临床实践中,生物医学模型自巴斯德的时间已经集中于发现离散的,分子的疾病原因。根据这一基本上不受挑战的模式进行的研究,在发现急性传染病的病因和开发治疗方法方面往往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作为这些疾病逐渐征服或控制和更多的慢性疾病如癌症和心脏病成为主要的死亡原因在20世纪下半叶,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开始欣赏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开始,发展,从慢性疾病中恢复。
压力
可以说,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压力,这是麦吉尔大学的汉斯·塞耶最先提出的现象。Richard Lazarus是该领域的主要理论家和研究者,他将压力情境定义为那些新奇的、不可预测的和/或无法控制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个人面临的环境或其他需求超出了他们的应对能力。20世纪70年代中期,医生雷·罗森曼(Ray Rosenman)和他的同事报告称,对压力的反应被称为A型行为模式,这是导致冠心病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
对A型行为的致病因素,特别是敌意的研究,被迅速发展的健康心理学学科的方法论所加强和巩固,该学科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得到正式承认(10年后在欧洲得到承认),尽管心理学家已经在健康和疾病领域工作了几十年。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中期,英国精神病学家史蒂文·格里尔(Steven Greer)和美国心理学家莉迪亚·特莫肖克(Lydia Temoshok)领导团队调查了情绪管理(表达或压抑)和应对方式(如C型应对方式)在癌症发展中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比利时心理学家Johan Denollet研究了D型人格(高负性情感和高社会抑制)与冠心病的关系。
身心医学
心身医学,一个从精神分析方法发展而来的领域,对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演变产生了平行的和有贡献的影响。到20世纪50年代,心身病学家列出了7种疾病,他们认为这些疾病的病因既包含心理因素,也包含身体因素:消化性溃疡、溃疡性结肠炎、高血压、甲状腺机能亢进、类风湿性关节炎、神经性皮炎和哮喘。就预示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发展而言,这一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可能是由精神病学家乔治·f·所罗门(George F. Solomon)和心理学家鲁道夫·穆斯(Rudolph Moos)进行的。1965年,他们发表在《心身医学》杂志上的经典研究表明,心理变量——整合和“超级健康”的心理功能——可以阻止易感的生物制剂——类风湿因子(一种在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血液中发现的抗体,被认为是遗传的)的过程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严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会影响关节的结缔组织。
免疫系统连接
1964年,所罗门和穆斯发表了一篇关于情绪、免疫和疾病的理论论文,这显然是一个新范式的开端。到1966年,所罗门用“精神免疫学”来标记他与免疫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姆克劳特(Alfred Amkraut)的实验室研究,包括他们在1972年发表的一项令人瞩目的研究,该研究显示了个体差异在调节应激对小鼠肿瘤的影响方面的重要性。赫伯特·n·斯佩克特(Herbert N. Spector)拥护“神经免疫调节”(neuroimmunomulation)一词。受俄罗斯科学家开创性但大部分未知研究的影响,包括埃琳娜·科尔涅娃(Elena Korneva)关于下丘脑在免疫中的作用的研究。但实验心理学家罗伯特·阿德(Robert Ader),曾与免疫学家尼古拉斯·科恩(Nicholas Cohen)一起做过经典实验,表明老鼠的免疫反应可以受到行为制约,他最终获得了该领域的最佳术语——心理神经免疫学。
身心医学
可以说,大众媒体给这一未知领域的研究打了一针强心针。Norman Cousins的《疾病解剖学》于1976年首次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讲述了他战胜严重疾病的经历,笑声的治愈能力,以及医患关系的重要性。这本书,以及癌症外科医生伯尼·s·西格尔(Bernie S. Siegel) 1986年出版的《爱、医学和奇迹》(Love, Medicine, and Miracles),激发了成千上万篇有关心身医学(有时被称为“替代”或“补充”医学)方面的文章和书籍。作为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部分,国家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心的建立标志着该领域的发展。然而,一些批评人士反对身心医学领域的“医学化”,因为标准医学和替代医学的临床医生都依赖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作为证明干预有效性的唯一方法,NIH的资助也随之而来。在某种程度上,这类试验试图控制和消除多种因素和相互作用,它们是与测试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现实世界”应用对立的。
系统理论
体内平衡是指有机体通过调节其生理过程来维持内部平衡和健康状态的能力或倾向,1935年由Walter Cannon首次描述。这一系统理论的主要原则是理解健康和疾病的核心。1983年,Temoshok从应激理论和Tart、Battista和John的系统理论中提取了关于意识和分层组织的心理子系统的元素,提出了情绪、适应和疾病的多维理论。根据这个模型,当有太多或太复杂的内部或外部信息不能整合到意识中时,体内平衡的动态平衡就会被破坏,导致痛苦。压抑的过程中,信息的认知内容和情感意义被分裂,其中一个或另一个降级到低于意识水平的子系统,减少了痛苦,并允许一个不稳定的平衡被重新建立。然而,这种不安的平静状态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意识无法获得对精神或身体健康有显著影响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或提示就无法被利用,压力情况也无法得到解决。Temoshok理论认为,极度的压力、早期的压力和/或非常不足的应对资源,通过对越来越原始的心理子系统的压抑过程,导致信息适应,导致心理和身体功能的不适应,并最终,精神和身体障碍日益严重。
心理学家Gary Schwartz(1990)认为,反馈机制和内稳态的功能需要一定程度的关注,从而使机体保持健康。一种压抑的风格,在这种风格中,情感或身体感觉的意义从意识意识中被切断,扰乱了这些反馈机制,这样,正常的自我平衡过程,即觉醒后返回基线就会出错。Temoshok解释了她关于C型应对方式与癌症进展之间关系的发现,即C型应对方式除了不承认和不表达情感外,还有很大的压抑成分。适应不良的应对模式,如C型,代表了内稳态特征的倒u型功能的偏差(对刺激的反应是相称的觉醒,然后回到基线),因为他们不能识别、适当地回应和/或解决压力源。这种应对模式倾向于保持生理应激反应——以及皮质醇的免疫抑制作用——长期参与,这意味着对免疫介导的疾病的脆弱性。
这些理论暗示了神经内分泌和免疫过程之间存在双向通路的中介机制,已被许多精神神经免疫学研究证实。最近的研究表明,除了神经递质和激素,大脑功能是由神经肽调节的。神经肽受体遍布整个大脑,特别是在调节情绪的边缘系统区域,以及免疫系统的各种细胞上。坎迪斯·b·珀特,现在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医学中心工作,他对大脑中的鸦片受体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是第一个提出神经肽(或者现在更普遍地称为神经肽)概念转变的科学家。“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及其受体是大脑、内分泌和免疫系统之间的沟通纽带(Pert et al., 1985)。1996年,人们发现趋化因子受体在HIV进入细胞的能力中起着关键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特定的趋化因子已被证明可以阻断病毒受体,从而使艾滋病毒进入细胞,这为以阻断病毒受体为目标的生物医学治疗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某些社会心理因素可能刺激抑制艾滋病毒的趋化因子的产生,对这些因素如何参与的研究可能构成“自然的”生物心理社会抗艾滋病毒干预的基础,这是合乎逻辑的。
阐述生物心理社会模型
健康心理学和行为医学研究人员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理解压力或其他社会心理因素如何介导疾病的发展或恶化。有证据表明,压力不仅涉及单一的途径(见图1),因为压力可能通过对器官系统的直接影响(如血压升高、肌肉紧张、皮质醇、胃动力),通过间接的生物学效应(如:在基因上脆弱的个体中加重或触发疾病进程),或通过增加导致疾病进程的风险行为(如吸烟、饮酒)。
健康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都集中在个人信念、态度、认知和行为以及环境因素(如社会支持、治疗环境、医患沟通),这些因素会影响医学显著过程和结果(如坚持医疗治疗、危险行为)。另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关注的是心理问题和慢性疾病、残疾和有压力的医疗程序患者的应对。与行为医学领域相同,但与之相反的是行为健康领域,该领域包括健康促进、教育和预防(例如,事故预防、免疫接种、营养、身体健康和锻炼、职业安全和健康,以及改变损害健康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考虑的现象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和图1中,开始与艾滋病毒的前提不仅影响的人感染的生物医学领域,但也明显影响人的心理和社会现实感动艾滋病毒。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进一步宗旨是,受艾滋病毒影响的个人的健康和幸福感并不仅仅依赖于生物医学的成就。鉴于社会心理和行为变量影响艾滋病毒感染的易感性、生活质量,以及艾滋病毒疾病的可能进展和寿命,这些变量就成为艾滋病毒预防和干预中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如此严重的问题需要采取综合办法,为医疗、心理和公共卫生干预和预防工作提供信息。
生物心理社会模型是这种综合方法的逻辑理论基础。对图1中的方框进行细化,理解箭头的方向和强度,以及哪些方框和箭头是针对特定疾病和障碍突出显示的,这对21世纪的生物心理社会研究人员来说是一个有价值的挑战。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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